雛菊

　　6月11日，劉強來到日本駐廣州總領館後脫下外套，亮出自己花4小時文出的“精忠報國”四字 攝影/本報記者 李晨
劉強在韓國警局被帶出時媒體採訪到他的畫面

劉強火燒靖國神社後日本電視臺播出的救火畫面
　　星期三，劉強會定期出現在日本駐廣州總領館門前。最近一次，他展示的新作是“日本謝罪”。
　　火燒靖國神社，讓劉強的人生軌跡突然轉向。在這條路上，他甚至不惜偏執地前行。
　　“被我點燃的，將不會是仇恨的野火。我想要燒毀一切腐朽、自私和怯懦。”他說。
　　2011年，他在日本靖國神社縱火；2012年，他嚮日本駐韓使館投擲燃燒瓶。一年牢獄之後躲過了被引渡日本的災禍，被釋放回國；但這之後又步入了意料之外的其他困境。特殊的家庭背景，使他卷入中日關係的程度比一般人更深。儘管他應用“二分法”，以更寬容的態度看待日本，但40年以來，他的人生軌跡從未真正脫離過兩國之間的漩渦。有人誇他愛國真勇士，有人貶他非理性衝動。剛剛度過不惑之年的劉強，仍在獨自左沖右突之間尋求意義。“被我點燃的，將不會是仇恨的野火。我想要燒毀一切腐朽、自私和怯懦。”他說。
　　文藝表演
　　劉強獨自站在人群中，被協警和酒店工作人員團團圍住。在等待派出所民警“接走”的間歇，劉強變換著普通話、粵語並偶爾夾雜英語不肯作罷，高聲和眾人理論。
　　“中國人的醜陋，不要在這兒抖摟。”
　　劉強停嘴，花園酒店門前的這個小圈子也暫歸靜默，唯有一名協警手裡的小相機在咔嚓作響，一名酒店安保人員的右臉在激烈抖動。
　　因為阻攔劉強進入酒店，這名安保人員20分鐘前剛和他起了衝突，現在正不肯示弱地回應著對方的近距離逼視，勉力維護著此刻的平靜。
　　劉強原本穿著一套從廣州戰士歌舞團訂做的07式軍禮服(它的現實功用，是“新四軍後代合唱團演出禮服”)，此刻身上剩的一件白襯衫被廣州6月份的天氣溻濕了貼在脊背上，隱隱透出一周前剛剛文上去的“精忠報國”四個字。20分鐘前，他剛剛脫光了上衣，在花園酒店的門前展示了這件新作，以及其他幾幅寫在宣紙上的書法作品——“日本謝罪”、“中華崛起”。此前還有幾次，他邊展示邊唱歌，邊用手指向斜插在不遠處的日本國旗——偶爾還會做出手槍的手形。
　　位於越秀區華樂路的花園酒店，是日本駐廣州總領館的館址。對於上述系列行為，劉強自我定義為“文藝表演”。他不聚眾，只偶爾帶個朋友為他拍照留念。他說，他想要通過此舉提振民眾的愛國熱情和自信心。
　　這一天是6月11日，是自今年2月5日以來劉強第六次來總領館門口做“表演”。他表示，自己與這裡做保衛的武警、工作人員以及派出所的民警都已相熟，每次活動之後都被警方或相關人員帶走，例行公事地做登記等簡單處理。
　　一工作人員在與劉強爭吵間歇皺眉表示：“我們不反對搞示威活動，但他的行為經常有點偏激……”
　　警車駛進來了。劉強斂起了他的衣服、書法作品，主動迎了上去，車門被打開的同時笑問：“今天來的是哪位警官啊？”
　　抗戰世家
　　1974年6月20日，劉強生於上海市。爺爺是老紅軍、新四軍十六旅四十八團團長劉別生，歷經抗日和內戰的槍林彈雨，1945年犧牲於搶奪地盤的國民黨軍隊的槍口下。奶奶也曾是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的軍部機要。
　　劉強從小不在父母身邊，上學前由外婆帶大。1985年12月，外婆楊英在去世之前將自己的身世透露給劉強：她原名李南英，生於平壤，1942年被日軍抓到中國做慰安婦，戰爭結束後留在中國，婚嫁生女；楊英的父親，也就是劉強的外曾祖父李勝式，由於在日占期堅持在首爾中學教授韓語，被日軍監禁並拷打致死。
　　兒時的劉強並沒有種下反戰或仇日的種子。所有家族記憶中讓他銘記猶新的一段是：抗戰勝利前夕，致爺爺於死命的，是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的重機槍。劉強對此的評價是：三發子彈點射啊，打得那麼準，他不去打日本人。
　　讀初二那年，劉強坐在父親的一位臺灣友人身邊看了一齣叫“孔子·耶穌·披頭士列儂”的話劇，他記得這位老先生深受追捧，為人溫良謙和。事後隨著慢慢長大，他才讀到這位老先生的著作《醜陋的中國人》。而比柏楊這個名字更讓他印象深刻的，是他至今仍掛在嘴邊、老先生對於中國人不留情面的批駁——自私！怯懦！窩裡鬥！
　　18歲時，劉強開始學習日語，並且在培訓班上認識了第一個日本朋友。對日本人，他將“兩分法”沿用至今——恨而不怨。恨的是軍國主義，但對當代日本人無怨。
　　生於一個軍二代家庭有時會讓劉強感到某種壓抑。“我爸爸躲在我爺爺的光環後面。不過你在網上輸入他的名字+劉別生，是沒有關聯的，但你搜‘劉強+劉別生’就不一樣啦。”他說。
　　1997年，感到上海“壓抑”的劉強前往廣州，想要“改變”、“提升”自己。他先是在一家日美合資的企業里工作，第一次體驗了“在日本人面前講英語，他才會老實”的經歷。2005年，他第一次登上日本國土，在東京游玩之際到靖國神社門口唱了一首新四軍軍歌。
　　2007年，劉強開始學習心理療法，剛好在汶川地震之前拿到了心理治療師的認證，而後他赴川援助。
　　他說，災民的眼睛觸動到了他。這也促使他後來投入到另一場災難的救援中。
　　“以德報怨”
　　2011年3月，日本宮城縣以東太平洋海域發生9級地震，地震引發海嘯並造成福島核泄漏。半年後，劉強赴日本參加志願服務。有朋友攔阻：日本人什麼東西，你要去幫他們？劉強淡淡答道：日本人很好的。
　　日後，劉強母親這樣總結兒子赴日：他是懷著以德報怨的心去的。
　　志願服務期間，他先去和歌山縣YMCA學校短訓日文。和歌山是二戰時日軍第四師團61聯隊的駐地，當地有不少人是侵華日軍的後代，提起那段歷史，臉上滿是驕傲。劉強對此感到憤怒。
　　在學校時，他發現一名教務總長對日本，甚至韓國和臺灣學生都畢恭畢敬，只對中國大陸學生頤指氣使，而大陸學生則唯唯諾諾。劉強有一次與教務總長吵了起來。
　　“你向中國人道歉！”
　　“為什麼要我道歉？”
　　“你家裡有沒有人是61聯隊的？在中國燒殺搶掠，不道歉？！”
　　“沒有啊，我們是執行軍事任務啊。”
　　爭執不下，劉強跑到當地一個供奉靈位的神社撒了泡尿。他深刻感到，“這些日本人有很強的心理優越感，雖然戰敗，但他們自認勇敢、團結。對於歷史——他們認為輸給美國人可以，但怎麼能輸給中國人？”
　　在課堂上造句練習時，劉強突然起立：“我們消滅了一小隊日本鬼子。”整個國際班掌聲雷動；學校聯歡會上，劉強在臺上一邊演奏樂曲，一邊講述南京大屠殺。第二天他就被強行逐出學校。
　　劉強說，他偶爾當了這一把“刺頭”，讓習慣了用“奴性”眼光看中國的日本人很不舒服。“所以現在日本記者還想抹黑我。”
　　被開除之後劉強開始了“自由行”。去目的地福島的路上，他在兵庫縣碰到很多“與土地接近的人民”，感到他們有著不避諱歷史問題的朴實，“但那些在大城市的人們，他們與右翼勢力接觸的機會多，就不一樣了。”劉強說。到了福島，劉強為災民進行心理疏導，參加義務獻血，在那裡度過了半個月的平靜時光。
　　平靜很快被打破。2011年12月18日，仍在志願服務期間的劉強看到了時政新聞——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訪日，嚮日本鄭重提出解決慰安婦問題的要求，但遭到時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的強硬拒絕。在讀到這起“雙方(領導人)近於爭吵”的新聞後，劉強在屈辱和盛怒之下，當即用紅筆在自己的白色T恤上塗下了“謝罪”二字。“我當時就回想起了有過慰安婦經歷的外婆。”
　　怒火難消。劉強打算“給日本政壇些警覺”、“給右翼分子敲響警鐘”。效仿前人，去靖國神社牆外噴漆。而他的一個日本朋友卻嫌他膽小，“你算是男人嗎？”一次泡溫泉時，劉強終於下定決心。為這鋌而走險的一步，他足足策划了一個禮拜，甚至設計好了出逃路線。
　　大事預定在12月26日。這一天是毛澤東的誕辰日，更重要的，是劉強外婆去世的日子，甚至時間都定了下來，凌晨四點——新四軍的“四”，同時象徵著軍國主義之“死”。
　　劉強的志願服務結束了。
　　縱火靖國神社
　　2011年12月25日，劉強從超市買了4鐵罐汽油，塞進行李箱後從福島乘火車至東京。
　　當天下午，他出現在靖國神社對面，在“踩點”時看到了整個神社被嚴防死守的態勢。他註意到，“神門”是一處可供突破的監控死角，當即鎖定神門為襲擊目標，隨後迅速返回賓館，繪製行動草圖。後三次折返實地查看。是夜，劉強只睡了兩個小時。
　　凌晨2：00，劉強換上黑色羽絨服，買了條圍巾蒙面，而後開車至距離神門步行5分鐘的地方；3：50，他來到踩點過的側門旁，等待巡邏警車離開，雙手一撐，躍過1米高的矮牆，順勢藏在一棵大樹底下；3：55，劉強把汽油灌入幾個備好的馬格利酒瓶中，隨後來到神門前，向基座和頂上國徽潑去；4：00，劉強點燃打火機，火焰躥起。
　　逃離縱火現場的路上，為掩人耳目，他換了裝，途中還特意換了另一輛出租車。成田機場飛往韓國的航班就在前方等待，而一名日本警察攔下了車反覆查看了劉強的證件。終於，警察揮揮手放行，“提到嗓子眼”的心被放回肚中。他安然逃至韓國。
　　劉強在韓國就勢開啟了追根尋源之旅。他去了外婆生活過的木浦、大邱，還探訪了外曾祖父犧牲的地方——首爾西大門監獄博物館。“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當年在這裡被關押的情景。”好友雷霆回憶劉強的話。
　　於是，劉強竟然真的自投羅網地進了首爾的監獄。2012年1月8日，他來到日本駐韓大使館前，再次引燃火焰瓶砸將過去。這一次他沒有逃跑，而是站在原地。一個日本人在旁邊嘶吼：混蛋！歷史的問題關我們什麼事？！兩分鐘後他被警察抓捕，後以“放火未遂罪”被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判刑10個月。
　　這下，日本人知情了。當天仍在警察局錄口供時，一群媒體記者聞訊趕來拍攝。玻璃門裡面的劉強認出來有日媒，於是面露笑容地迎了過來，他張開雙臂，展開身上的黑色大衣，露出白T恤上寫著的“謝罪”二字。這一幕被日本ANN新聞拍個正著。
　　大門打開，日本記者問：“在靖國神社的事情，也是你乾的嗎？”
　　“當然是我乾的了！”劉強答。
　　日本媒體由此稱呼劉強為“劉被告”、“慣犯”。日方由此通過首爾高等檢察廳向韓方提出引渡申請——請求將犯人引渡至日本，就火燒靖國神社接受審判。日方提供的材料稱：靖國神社一扇寬27.5米、高14米的木質神門，其中共6處部位被燒損壞，並未造成神門損毀。
　　結果在韓國服刑期滿後，是否引渡劉強一案曾三次在首爾開庭審理，韓方派出了10人的律師團隊予以辯護，律師之一鄭天姝告訴北青報記者，庭審期間劉強的父母也被接到首爾，母親當庭出示了劉強爺爺劉別生的歷史資料，在陳述時哭訴了劉強外婆的經歷，令人動容。
　　審判最終作出——首爾高等法院作出了“不允許將罪犯引渡至日本”的裁定。這份決定書明確寫道：
　　1.罪犯的動機，是對日本政府就慰安婦等歷史事實的認識及相關政策的憤怒引起的；
　　2.罪犯的政治理念及對待慰安婦等歷史事實的見解，與韓國、中國以及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見解是一致的；
　　3.本案犯罪行為是為了政治大義而實施的。
　　最終結論：本案引渡對象所犯罪行屬於政治犯罪，不具備引渡條件，不允許引渡至日本。
　　2013年1月，劉強自由了。在東洋漂泊了15個月後重回祖國的懷抱。
　　據媒體報道，日本政府對此大為光火，安倍晉三發表聲明稱“非常遺憾”。中國外交人員研判形勢，決定讓劉強在第二天一早就搭乘首爾飛往上海的航班。劉強剛剛登機，日本派出的行動小組就抵達機場，撲了個空。
　　“躁鬱症癥狀”
　　2013年1月，劉強從韓國被釋放回國，之後在上海的家裡住了“難熬”的兩個月。因為在日本和韓國的行為，上海外事辦等部門都找到他來瞭解情況，給劉家造成了一些影響。“我爸媽就整天說，‘丟人啊’、‘惹麻煩啊’，我爸幾乎要跟我脫離父子關係。”劉強說，“如果我有這麼個兒子，我肯定引以為豪啊，開心還來不及呢。”
　　對此，劉強父母沒有接受採訪。
　　韓國首爾高等法院對劉強作出的一份判決中，曾提到“罪犯存在躁鬱症癥狀，但鑒定結果為輕微”。
　　劉強承認曾在韓國某家精神病鑒定醫院住了一個月，以配合司法鑒定，但不認為病癥對他產生了影響。“人不輕狂枉少年。我早就放棄治療了。”他自嘲說。
　　之後他離開讓他感覺有些壓抑的家，重新回到廣州。2014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，新年之際他籌划著以新的形式表達立場。他知道韓國“慰安婦對策協會”每周三都會到日本駐韓使館門前抗議，他決定效法。“甲午雪恥”的口號開始被他在不同場合提起。
　　2014年新年剛過，劉強和他的朋友們討論：再採取暴力的形式不太好啊，莫不如改為“文藝演出”，“用側面的方法來表達他的情緒”。
　　好友雷霆總是記得他說的一句話：我們改變不了別人，只能改變自己。永遠從自己身上找問題。“放火肯定不行了。他也想過更溫和、理性的方法，去游說呼籲其他人，但大家似乎有各自的想法。他希望國人能夠團結起來，不再懦弱、窩裡鬥。這種演出大概就是要振興起民族自信，感染他人。”雷霆說。
　　劉強會彈鋼琴，能唱歌，還寫得一手大字。2月2日，他寫下了“日本謝罪賠償”的字幅以及一封表達反對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的大字信。三天后，劉強帶著這些作品來到日駐廣州總領館門外，完成了首次表演；12日，他在日本國旗的背景襯托下高舉起“中華崛起”的字幅；3月19日再造訪時他遭到阻攔，但堅持將“表演”進行下去。
　　困頓與堅持
　　身邊有人用惡毒的字眼嘲諷他的行為，也有人認為他代表了“民族血性”。雷霆在幾年前第一次接觸劉強時，還是他的心理輔導課程的學員，“他很與眾不同。他傳遞出的那種正能量，讓人感到正義感和勇氣，讓人敢於突破自己。”
　　但與眾不同給劉強帶來了麻煩。他的職業原是外語老師、翻譯、心理治療師，但原本與他有合作的外語培訓機構、心理課程培訓班，此時紛紛與他斷開聯繫，致使他無收入的狀態持續至今已半年，“不用日本人，咱們自己人就把我搞死了。”
　　劉強原本參加了廣州的“新四軍後代合唱團”，但他認為，他這個“後代”，和其他“後代”並不太合得來。據一位接近劉家的人士介紹，合唱團原本對從韓國回來的劉強尊敬有加，並讓其擔任合唱團的藝術總監，但自從“使館表演”逐漸展開後，正副團長相繼與劉強鬧翻。
　　無處可去之際，劉強想，不如剃了頭去自首坐監獄算了。他頂著一頭短寸自拍發到朋友圈，旁邊配的，是一張《亮劍》中李雲龍橫刀立馬的形象。
　　4月19日，劉強把自己留了多年的長髮一剃而凈，只留貼著頭皮的一層寸頭，而後身穿軍隊作訓服對著鏡頭自拍，並將其作為微信頭像沿用至今。“因為焚燒靖國神社的事情未了，下周要去天河區檢察院投案自首，所以可能又要坐牢了。自己先剃了頭，積極準備中！”他說。
　　從韓國回來後，劉強表示對於監禁、關押等形式已無抵觸情緒。相反，他還以上述形式去主動“求監”。他說：“我不願這麼不明不白地自由著。”
　　然而他並沒有被投入獄。20天后，天河區檢察院讓登門而來的劉強去找公安局，而後公安局把他支到派出所，最後派出所民警的反應是“笑呵呵”。
　　除了公、檢，劉強登門的還有領事館。5月，他曾參加韓國駐廣州領事館舉行的“歲月號”沉船紀念會，感慨受到了副總領事鄭載男的“高規格接待”；近來他正在學習俄語，併到俄羅斯駐廣州領事館，在副領事謝爾蓋耶夫的面前演唱了一首俄羅斯國歌。他歌喉不俗，“唱吧”軟件裡面各種語言的情歌之間，夾著“大刀進行曲”和“萬里長城永不倒”。
　　除了這些，沒有更多的單位和組織與他有接觸。原本應當與他站在一條戰線上的“保釣”人士，也紛紛以某種微妙的原因與他決裂，翻臉為敵。甚至，父母雙親也與他日漸疏遠。
　　但在另一面，劉強又總感到周圍有人在“關註”著他，讓他感到好笑。有一些陌生人時而出現與他聯繫，他則索性把他們拉進了一個微信群里。“有(日本)朝日新聞的，有NHK的，有我們國家媒體的，還有有關部門的。我在裡面說話沒人理我，但他們又不退群，就在那兒看著你。”他說。在和北青報記者談起劉強時，來自東京電視臺的某記者曾拒絕作出評論。
　　6月11日午飯過後，劉強穿上那件筆挺的軍裝禮服上衣，拿起手機打開“甲午雪恥媒體群”，按下語音鍵：“我下午又要去文藝表演啦，要不要來看看？”
　　在步行到日本駐廣州總領館的路上，劉強自嘲地說：現在連他們也不來了。
　　文/本報記者 薛雷
(原標題：火燒靖國神社者的困頓與堅持)
（編輯：SN123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