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11日,劉強來到日本駐廣州總領館後脫下外套,亮出自己花4小時文出的“精忠報國”四字 攝影/本報記者 李晨
劉強在韓國警局被帶出時媒體採訪到他的畫面

劉強火燒靖國神社後日本電視臺播出的救火畫面
  星期三,劉強會定期出現在日本駐廣州總領館門前。最近一次,他展示的新作是“日本謝罪”。
  火燒靖國神社,讓劉強的人生軌跡突然轉向。在這條路上,他甚至不惜偏執地前行。
  “被我點燃的,將不會是仇恨的野火。我想要燒毀一切腐朽、自私和怯懦。”他說。
  2011年,他在日本靖國神社縱火;2012年,他嚮日本駐韓使館投擲燃燒瓶。一年牢獄之後躲過了被引渡日本的災禍,被釋放回國;但這之後又步入了意料之外的其他困境。特殊的家庭背景,使他卷入中日關係的程度比一般人更深。儘管他應用“二分法”,以更寬容的態度看待日本,但40年以來,他的人生軌跡從未真正脫離過兩國之間的漩渦。有人誇他愛國真勇士,有人貶他非理性衝動。剛剛度過不惑之年的劉強,仍在獨自左沖右突之間尋求意義。“被我點燃的,將不會是仇恨的野火。我想要燒毀一切腐朽、自私和怯懦。”他說。
  文藝表演
  劉強獨自站在人群中,被協警和酒店工作人員團團圍住。在等待派出所民警“接走”的間歇,劉強變換著普通話、粵語並偶爾夾雜英語不肯作罷,高聲和眾人理論。
  “中國人的醜陋,不要在這兒抖摟。”
  劉強停嘴,花園酒店門前的這個小圈子也暫歸靜默,唯有一名協警手裡的小相機在咔嚓作響,一名酒店安保人員的右臉在激烈抖動。
  因為阻攔劉強進入酒店,這名安保人員20分鐘前剛和他起了衝突,現在正不肯示弱地回應著對方的近距離逼視,勉力維護著此刻的平靜。
  劉強原本穿著一套從廣州戰士歌舞團訂做的07式軍禮服(它的現實功用,是“新四軍後代合唱團演出禮服”),此刻身上剩的一件白襯衫被廣州6月份的天氣溻濕了貼在脊背上,隱隱透出一周前剛剛文上去的“精忠報國”四個字。20分鐘前,他剛剛脫光了上衣,在花園酒店的門前展示了這件新作,以及其他幾幅寫在宣紙上的書法作品——“日本謝罪”、“中華崛起”。此前還有幾次,他邊展示邊唱歌,邊用手指向斜插在不遠處的日本國旗——偶爾還會做出手槍的手形。
  位於越秀區華樂路的花園酒店,是日本駐廣州總領館的館址。對於上述系列行為,劉強自我定義為“文藝表演”。他不聚眾,只偶爾帶個朋友為他拍照留念。他說,他想要通過此舉提振民眾的愛國熱情和自信心。
  這一天是6月11日,是自今年2月5日以來劉強第六次來總領館門口做“表演”。他表示,自己與這裡做保衛的武警、工作人員以及派出所的民警都已相熟,每次活動之後都被警方或相關人員帶走,例行公事地做登記等簡單處理。
  一工作人員在與劉強爭吵間歇皺眉表示:“我們不反對搞示威活動,但他的行為經常有點偏激……”
  警車駛進來了。劉強斂起了他的衣服、書法作品,主動迎了上去,車門被打開的同時笑問:“今天來的是哪位警官啊?”
  抗戰世家
  1974年6月20日,劉強生於上海市。爺爺是老紅軍、新四軍十六旅四十八團團長劉別生,歷經抗日和內戰的槍林彈雨,1945年犧牲於搶奪地盤的國民黨軍隊的槍口下。奶奶也曾是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的軍部機要。
  劉強從小不在父母身邊,上學前由外婆帶大。1985年12月,外婆楊英在去世之前將自己的身世透露給劉強:她原名李南英,生於平壤,1942年被日軍抓到中國做慰安婦,戰爭結束後留在中國,婚嫁生女;楊英的父親,也就是劉強的外曾祖父李勝式,由於在日占期堅持在首爾中學教授韓語,被日軍監禁並拷打致死。
  兒時的劉強並沒有種下反戰或仇日的種子。所有家族記憶中讓他銘記猶新的一段是:抗戰勝利前夕,致爺爺於死命的,是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的重機槍。劉強對此的評價是:三發子彈點射啊,打得那麼準,他不去打日本人。
  讀初二那年,劉強坐在父親的一位臺灣友人身邊看了一齣叫“孔子·耶穌·披頭士列儂”的話劇,他記得這位老先生深受追捧,為人溫良謙和。事後隨著慢慢長大,他才讀到這位老先生的著作《醜陋的中國人》。而比柏楊這個名字更讓他印象深刻的,是他至今仍掛在嘴邊、老先生對於中國人不留情面的批駁——自私!怯懦!窩裡鬥!
  18歲時,劉強開始學習日語,並且在培訓班上認識了第一個日本朋友。對日本人,他將“兩分法”沿用至今——恨而不怨。恨的是軍國主義,但對當代日本人無怨。
  生於一個軍二代家庭有時會讓劉強感到某種壓抑。“我爸爸躲在我爺爺的光環後面。不過你在網上輸入他的名字+劉別生,是沒有關聯的,但你搜‘劉強+劉別生’就不一樣啦。”他說。
  1997年,感到上海“壓抑”的劉強前往廣州,想要“改變”、“提升”自己。他先是在一家日美合資的企業里工作,第一次體驗了“在日本人面前講英語,他才會老實”的經歷。2005年,他第一次登上日本國土,在東京游玩之際到靖國神社門口唱了一首新四軍軍歌。
  2007年,劉強開始學習心理療法,剛好在汶川地震之前拿到了心理治療師的認證,而後他赴川援助。
  他說,災民的眼睛觸動到了他。這也促使他後來投入到另一場災難的救援中。
  “以德報怨”
  2011年3月,日本宮城縣以東太平洋海域發生9級地震,地震引發海嘯並造成福島核泄漏。半年後,劉強赴日本參加志願服務。有朋友攔阻:日本人什麼東西,你要去幫他們?劉強淡淡答道:日本人很好的。
  日後,劉強母親這樣總結兒子赴日:他是懷著以德報怨的心去的。
  志願服務期間,他先去和歌山縣YMCA學校短訓日文。和歌山是二戰時日軍第四師團61聯隊的駐地,當地有不少人是侵華日軍的後代,提起那段歷史,臉上滿是驕傲。劉強對此感到憤怒。
  在學校時,他發現一名教務總長對日本,甚至韓國和臺灣學生都畢恭畢敬,只對中國大陸學生頤指氣使,而大陸學生則唯唯諾諾。劉強有一次與教務總長吵了起來。
  “你向中國人道歉!”
  “為什麼要我道歉?”
  “你家裡有沒有人是61聯隊的?在中國燒殺搶掠,不道歉?!”
  “沒有啊,我們是執行軍事任務啊。”
  爭執不下,劉強跑到當地一個供奉靈位的神社撒了泡尿。他深刻感到,“這些日本人有很強的心理優越感,雖然戰敗,但他們自認勇敢、團結。對於歷史——他們認為輸給美國人可以,但怎麼能輸給中國人?”
  在課堂上造句練習時,劉強突然起立:“我們消滅了一小隊日本鬼子。”整個國際班掌聲雷動;學校聯歡會上,劉強在臺上一邊演奏樂曲,一邊講述南京大屠殺。第二天他就被強行逐出學校。
  劉強說,他偶爾當了這一把“刺頭”,讓習慣了用“奴性”眼光看中國的日本人很不舒服。“所以現在日本記者還想抹黑我。”
  被開除之後劉強開始了“自由行”。去目的地福島的路上,他在兵庫縣碰到很多“與土地接近的人民”,感到他們有著不避諱歷史問題的朴實,“但那些在大城市的人們,他們與右翼勢力接觸的機會多,就不一樣了。”劉強說。到了福島,劉強為災民進行心理疏導,參加義務獻血,在那裡度過了半個月的平靜時光。
  平靜很快被打破。2011年12月18日,仍在志願服務期間的劉強看到了時政新聞——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訪日,嚮日本鄭重提出解決慰安婦問題的要求,但遭到時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的強硬拒絕。在讀到這起“雙方(領導人)近於爭吵”的新聞後,劉強在屈辱和盛怒之下,當即用紅筆在自己的白色T恤上塗下了“謝罪”二字。“我當時就回想起了有過慰安婦經歷的外婆。”
  怒火難消。劉強打算“給日本政壇些警覺”、“給右翼分子敲響警鐘”。效仿前人,去靖國神社牆外噴漆。而他的一個日本朋友卻嫌他膽小,“你算是男人嗎?”一次泡溫泉時,劉強終於下定決心。為這鋌而走險的一步,他足足策划了一個禮拜,甚至設計好了出逃路線。
  大事預定在12月26日。這一天是毛澤東的誕辰日,更重要的,是劉強外婆去世的日子,甚至時間都定了下來,凌晨四點——新四軍的“四”,同時象徵著軍國主義之“死”。
  劉強的志願服務結束了。
  縱火靖國神社
  2011年12月25日,劉強從超市買了4鐵罐汽油,塞進行李箱後從福島乘火車至東京。
  當天下午,他出現在靖國神社對面,在“踩點”時看到了整個神社被嚴防死守的態勢。他註意到,“神門”是一處可供突破的監控死角,當即鎖定神門為襲擊目標,隨後迅速返回賓館,繪製行動草圖。後三次折返實地查看。是夜,劉強只睡了兩個小時。
  凌晨2:00,劉強換上黑色羽絨服,買了條圍巾蒙面,而後開車至距離神門步行5分鐘的地方;3:50,他來到踩點過的側門旁,等待巡邏警車離開,雙手一撐,躍過1米高的矮牆,順勢藏在一棵大樹底下;3:55,劉強把汽油灌入幾個備好的馬格利酒瓶中,隨後來到神門前,向基座和頂上國徽潑去;4:00,劉強點燃打火機,火焰躥起。
  逃離縱火現場的路上,為掩人耳目,他換了裝,途中還特意換了另一輛出租車。成田機場飛往韓國的航班就在前方等待,而一名日本警察攔下了車反覆查看了劉強的證件。終於,警察揮揮手放行,“提到嗓子眼”的心被放回肚中。他安然逃至韓國。
  劉強在韓國就勢開啟了追根尋源之旅。他去了外婆生活過的木浦、大邱,還探訪了外曾祖父犧牲的地方——首爾西大門監獄博物館。“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當年在這裡被關押的情景。”好友雷霆回憶劉強的話。
  於是,劉強竟然真的自投羅網地進了首爾的監獄。2012年1月8日,他來到日本駐韓大使館前,再次引燃火焰瓶砸將過去。這一次他沒有逃跑,而是站在原地。一個日本人在旁邊嘶吼:混蛋!歷史的問題關我們什麼事?!兩分鐘後他被警察抓捕,後以“放火未遂罪”被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判刑10個月。
  這下,日本人知情了。當天仍在警察局錄口供時,一群媒體記者聞訊趕來拍攝。玻璃門裡面的劉強認出來有日媒,於是面露笑容地迎了過來,他張開雙臂,展開身上的黑色大衣,露出白T恤上寫著的“謝罪”二字。這一幕被日本ANN新聞拍個正著。
  大門打開,日本記者問:“在靖國神社的事情,也是你乾的嗎?”
  “當然是我乾的了!”劉強答。
  日本媒體由此稱呼劉強為“劉被告”、“慣犯”。日方由此通過首爾高等檢察廳向韓方提出引渡申請——請求將犯人引渡至日本,就火燒靖國神社接受審判。日方提供的材料稱:靖國神社一扇寬27.5米、高14米的木質神門,其中共6處部位被燒損壞,並未造成神門損毀。
  結果在韓國服刑期滿後,是否引渡劉強一案曾三次在首爾開庭審理,韓方派出了10人的律師團隊予以辯護,律師之一鄭天姝告訴北青報記者,庭審期間劉強的父母也被接到首爾,母親當庭出示了劉強爺爺劉別生的歷史資料,在陳述時哭訴了劉強外婆的經歷,令人動容。
  審判最終作出——首爾高等法院作出了“不允許將罪犯引渡至日本”的裁定。這份決定書明確寫道:
  1.罪犯的動機,是對日本政府就慰安婦等歷史事實的認識及相關政策的憤怒引起的;
  2.罪犯的政治理念及對待慰安婦等歷史事實的見解,與韓國、中國以及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見解是一致的;
  3.本案犯罪行為是為了政治大義而實施的。
  最終結論:本案引渡對象所犯罪行屬於政治犯罪,不具備引渡條件,不允許引渡至日本。
  2013年1月,劉強自由了。在東洋漂泊了15個月後重回祖國的懷抱。
  據媒體報道,日本政府對此大為光火,安倍晉三發表聲明稱“非常遺憾”。中國外交人員研判形勢,決定讓劉強在第二天一早就搭乘首爾飛往上海的航班。劉強剛剛登機,日本派出的行動小組就抵達機場,撲了個空。
  “躁鬱症癥狀”
  2013年1月,劉強從韓國被釋放回國,之後在上海的家裡住了“難熬”的兩個月。因為在日本和韓國的行為,上海外事辦等部門都找到他來瞭解情況,給劉家造成了一些影響。“我爸媽就整天說,‘丟人啊’、‘惹麻煩啊’,我爸幾乎要跟我脫離父子關係。”劉強說,“如果我有這麼個兒子,我肯定引以為豪啊,開心還來不及呢。”
  對此,劉強父母沒有接受採訪。
  韓國首爾高等法院對劉強作出的一份判決中,曾提到“罪犯存在躁鬱症癥狀,但鑒定結果為輕微”。
  劉強承認曾在韓國某家精神病鑒定醫院住了一個月,以配合司法鑒定,但不認為病癥對他產生了影響。“人不輕狂枉少年。我早就放棄治療了。”他自嘲說。
  之後他離開讓他感覺有些壓抑的家,重新回到廣州。2014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,新年之際他籌划著以新的形式表達立場。他知道韓國“慰安婦對策協會”每周三都會到日本駐韓使館門前抗議,他決定效法。“甲午雪恥”的口號開始被他在不同場合提起。
  2014年新年剛過,劉強和他的朋友們討論:再採取暴力的形式不太好啊,莫不如改為“文藝演出”,“用側面的方法來表達他的情緒”。
  好友雷霆總是記得他說的一句話:我們改變不了別人,只能改變自己。永遠從自己身上找問題。“放火肯定不行了。他也想過更溫和、理性的方法,去游說呼籲其他人,但大家似乎有各自的想法。他希望國人能夠團結起來,不再懦弱、窩裡鬥。這種演出大概就是要振興起民族自信,感染他人。”雷霆說。
  劉強會彈鋼琴,能唱歌,還寫得一手大字。2月2日,他寫下了“日本謝罪賠償”的字幅以及一封表達反對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的大字信。三天后,劉強帶著這些作品來到日駐廣州總領館門外,完成了首次表演;12日,他在日本國旗的背景襯托下高舉起“中華崛起”的字幅;3月19日再造訪時他遭到阻攔,但堅持將“表演”進行下去。
  困頓與堅持
  身邊有人用惡毒的字眼嘲諷他的行為,也有人認為他代表了“民族血性”。雷霆在幾年前第一次接觸劉強時,還是他的心理輔導課程的學員,“他很與眾不同。他傳遞出的那種正能量,讓人感到正義感和勇氣,讓人敢於突破自己。”
  但與眾不同給劉強帶來了麻煩。他的職業原是外語老師、翻譯、心理治療師,但原本與他有合作的外語培訓機構、心理課程培訓班,此時紛紛與他斷開聯繫,致使他無收入的狀態持續至今已半年,“不用日本人,咱們自己人就把我搞死了。”
  劉強原本參加了廣州的“新四軍後代合唱團”,但他認為,他這個“後代”,和其他“後代”並不太合得來。據一位接近劉家的人士介紹,合唱團原本對從韓國回來的劉強尊敬有加,並讓其擔任合唱團的藝術總監,但自從“使館表演”逐漸展開後,正副團長相繼與劉強鬧翻。
  無處可去之際,劉強想,不如剃了頭去自首坐監獄算了。他頂著一頭短寸自拍發到朋友圈,旁邊配的,是一張《亮劍》中李雲龍橫刀立馬的形象。
  4月19日,劉強把自己留了多年的長髮一剃而凈,只留貼著頭皮的一層寸頭,而後身穿軍隊作訓服對著鏡頭自拍,並將其作為微信頭像沿用至今。“因為焚燒靖國神社的事情未了,下周要去天河區檢察院投案自首,所以可能又要坐牢了。自己先剃了頭,積極準備中!”他說。
  從韓國回來後,劉強表示對於監禁、關押等形式已無抵觸情緒。相反,他還以上述形式去主動“求監”。他說:“我不願這麼不明不白地自由著。”
  然而他並沒有被投入獄。20天后,天河區檢察院讓登門而來的劉強去找公安局,而後公安局把他支到派出所,最後派出所民警的反應是“笑呵呵”。
  除了公、檢,劉強登門的還有領事館。5月,他曾參加韓國駐廣州領事館舉行的“歲月號”沉船紀念會,感慨受到了副總領事鄭載男的“高規格接待”;近來他正在學習俄語,併到俄羅斯駐廣州領事館,在副領事謝爾蓋耶夫的面前演唱了一首俄羅斯國歌。他歌喉不俗,“唱吧”軟件裡面各種語言的情歌之間,夾著“大刀進行曲”和“萬里長城永不倒”。
  除了這些,沒有更多的單位和組織與他有接觸。原本應當與他站在一條戰線上的“保釣”人士,也紛紛以某種微妙的原因與他決裂,翻臉為敵。甚至,父母雙親也與他日漸疏遠。
  但在另一面,劉強又總感到周圍有人在“關註”著他,讓他感到好笑。有一些陌生人時而出現與他聯繫,他則索性把他們拉進了一個微信群里。“有(日本)朝日新聞的,有NHK的,有我們國家媒體的,還有有關部門的。我在裡面說話沒人理我,但他們又不退群,就在那兒看著你。”他說。在和北青報記者談起劉強時,來自東京電視臺的某記者曾拒絕作出評論。
  6月11日午飯過後,劉強穿上那件筆挺的軍裝禮服上衣,拿起手機打開“甲午雪恥媒體群”,按下語音鍵:“我下午又要去文藝表演啦,要不要來看看?”
  在步行到日本駐廣州總領館的路上,劉強自嘲地說:現在連他們也不來了。
  文/本報記者 薛雷
(原標題:火燒靖國神社者的困頓與堅持)
(編輯:SN12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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雛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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